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The channels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environment: evidence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using panel data for 94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70–2008. We identify and estimate three distinct channels that comprise the total direct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ir pollution, namely a marginal effect, an effect conditional on economic growth and an effect conditional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Since adjustment rate of emissions to their equilibrium level is slow due to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 we explicitly take into account dynamics by applying appropriate econometric method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lleviating direct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SO₂ and NO_x emissions, 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mocracy.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ollutants with more global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like N₂O and CO₂, implying that the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is required in this case.     

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中小企业安全生产“供求”与政府管制

从安全生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中小企业供给与需求状况,得出目前中小企业安全生产处于"供给低、需求低"的非正常状态,说明劳动力市场对安全供求的调节已经失灵;通过对安全管制下中小企业日常安全管理行动的调研,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说明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存在"管制失灵";对安全生产管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以完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为前提,以加强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库建设为基础,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安全生产三大机制为手段将中小企业安全生产引入良性发展轨道。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城市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与对策分析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一种环境管理手段,对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提高环境保护部门环境科学决策、环境监管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网站是目前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最主要渠道。该论文以南宁市为例,分析环境保护部门如何通过加强政府网站建设,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尤其是加大污染源监管环境信息公开力度。     

企业环境管理中政府和企业作用分析

我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引起环境问题的诸多因素中,来自企业方面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改善环境首先就需要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在推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各种因素中,既有如政府的管制等外部因素,也有如减少成本、产品差异化等企业自身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推动企业环境管理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本文通过政府管制及企业自身因素对驱动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分析各个驱动因素优缺点,寻求各驱动因素的最佳的组合,促使企业更好地加强环境管理。     

适应性环境管理模式在大型赛事筹备中的应用（上）——管理模式构建

针对我国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存在的直线式管理、缺乏弹性等问题,将适应性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环境管理领域,提出适应性环境管理的概念和管理模式,通过构建基于AHP（层次分析法）的适应性环境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在环境管理中对各项任务进行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反馈于阶段性目标的制定,从而灵活调整工作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保证环境管理总目标的达成.     

省级环境管理部门基础信息网络建设实践与思考

阐述省级环境管理部门基础信息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及建设应遵循的基本要求,结合实践,讨论设计和实际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为环境管理部门基础信息网络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政府监管的探讨——以苏州市为例

以苏州市餐厨垃圾管理为例,从资源化处理、市场化运营模式与政府监管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特点和现状进行分析,借鉴国内外先进工艺及管理经验,结合中国实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地区的实施情况,指出并剖析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不同处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的建议方案和对策.